红学大家:周汝昌

        周汝昌先生是中国著名红学家，是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，新中国研究《红楼梦》的第一人，是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。曹雪芹痴迷，撰写《红楼梦》用了10年，周汝昌更痴，研究《红楼梦》用了60年。同是痴人，则有了性情上的相通，文学的研究不仅仅是技术活，更重要的是性灵的参与、灵魂隔世交流的能力。因此，也许没人能比周老更对《红楼梦》的本文敏感了... <点击更多>

    新近写作的一百三十余篇短文，每一篇都是从一个新的角度、亮点来为读者讲解《红楼梦》所不同于其他小说文字的道理和笔意之所在，摆脱了常见的一般眼光和议论，因而生发出令人处处感到意外又新奇的红楼境界，令人玩味领悟，大开眼界。可谓点面新、视角新、解说新、是红学界近年来不可多得的精彩作品。周先生在本文后再记中，赋诗一首，抄录如下：“百读红楼百动心，那知春夜尚寒侵。每从细笔惊新语，重上高山悦旧琴。只有英雄能大勇，恨无才子效徽忱。寻常言语终何济，不把有书换万金。”全书诗、文、图并茂，精美大气。

    《红楼梦》为何如此纷呈异彩、气象万千、其红夺目？真要读懂读通读出滋味、尚须理解它的艺术个性。

    正文头一句：“列位看官：你道此书从何而来？”人人能答是从女娲炼石补天说起。但女娲何人？炼石何义？这在全书中有何意义作用？大约就只认为是“荒唐言”了，不过引绪，有甚太多的可说？看了本书，方知只这一题，便有诸多层次，偌大涵容。

    “太虚幻境”虚在哪儿？幻在何地？“大观园”真有其境？是否“理想世界”？刘姥姥的家离北京城多远？哪个方向？这些，也许你不想“认真”，但鸳鸯的“三宣牙牌令”，都看得明白是怎么回事吗？它关系全书重大事故，你曾想过吗？林黛玉受了曹雪芹的“批评”你知道吗？......

    本书解答了许多这类似细琐的话题，读来引人入胜。

《红楼夺目红》目录       笔花砚彩现红楼—自序       红楼夺目红       红楼联梦/脂粉英雄       女儿/“情僧”奇语       女娲炼石/娲皇和“弄瓦”       开辟鸿蒙/通灵宝玉       山与石/太虚幻境       吓煞冬烘说“意淫”       “作者自云”/历过梦幻       “三历”与“二半”       梦幻通灵/大观园       大观园≠太虚幻境       大观园哪儿“理想”       翠在红楼/缀锦含芳       金陵十二钗       “金陵十二钗”怎么解       幻境四仙姑/可卿托梦       ……

    采访周汝昌有些难度，先是他年龄已大，体能有限，他的女儿周伦玲替他挡了一回驾，再者是及至见到周老，发现他“耳目已坏”，几乎不能交流。但周老说：“你有问题可以对着我的耳朵喊！”本文就是用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喊出来的。

    如果没有在现代文学馆的数次演讲，也许我们会把周汝昌仅看成一个历史人物，他更像现代文化馆里供奉的人物群像之一，少了些现实的鲜活性。而周老在文学馆演讲的现场反应，却否定了这一点。周老讲《红楼梦》的时候，所获得的掌声是所有演讲者中最多的。

    “我已不是红学界的人了”

    周汝昌是当今最重要的红学家，是考证派红学的集大成者。不知道周老是否会觉得这个定位过于狭窄。他生于１９１８年，１９４７年即着手研究《红楼梦》，后人对于周老的了解，几乎就局限于“研红”一项事业。但记者在不止一个地方看到他说“我已经不是红学界的人了。”

   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白呢？周老说：“我研究的其实不仅仅是红学，我主要研究的是诗学、书法、中华文化学。”有人曾抱怨周老将“红学”转变成“曹学”了，其实也与周老这个宽泛的研究范围有关，他认为研究《红楼梦》不是仅研究遣词造句，更要研究《红楼梦》所映射出来的所有历史信息，这些信息无疑都承载着传统文化。周老除了上述研究范围之外，他还是一个外文教师。他说：“从去年到今年，我一直在用外文给外国客人讲《红楼梦》。”

    这一层原因之外，其实还包含着其他因素：国内人对红学一词并不是都抱有好感。这也许与历史记忆有关，向来红学研究就与政治的联系过于紧密。再者，周老告诉了记者当今红学界的沉闷。这沉闷包括学术方面的沉闷：现在红学研究进展缓慢。“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红学著作，但无论其规格、其品质，有价值的不多。”

    另一方面的沉闷则是来自学术界的环境风气，“为什么我说一句话，大家亿万双眼睛盯着，议论，围剿？如果是严肃的批评我欣然接受，可是我遭遇的都是非学术的话，漫骂，造谣，攻击，所以我说，我最好还是离开这个所谓的界，我是界外人。我弄自己的学问不是很好吗？”

   《红楼梦》抄本的两个线索
   
    红学曾是显学，但研究者的生活却并不“显”。进入周老家中，发现家里的布局装饰，仿佛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初的面貌。旧沙发，旧桌椅，周老用的茶碗、茶托以及盖子是零散拼装起来的。非常简朴，但仍然古色古香，有一种“暖老温贫”之美。这种美自然是文化养育出来的，使人想起《诗品》里说的：“神存富贵，始轻黄金”。

    这样的环境最适合扯闲篇。记者想知道红学研究中的实物考证有没有新进展，并无意中向周老说，不久前听朋友胡扯，说《红楼梦》的原稿抄本可能在四川资中县，晚清时候四川有个铁路事件，斩了一个北京去的满族官员，手抄本极有可能是他带到那里的。

    “哎呀，你说的这个我还不知道！我跟你说实在的，我知之就知之，不知就不知，这个说法我一点都不知道。但我马上可以回答你，这个可能性是不小的。为什么呢？你说的那个人叫端方，满洲人，别人的记载就是他有一本真的《红楼梦》，你知道那个脂砚吗，那也是在四川发现的，我认为那都是端方带过去的！而这个抄本一直都没有下落，这是一个重要的线索！”

    周老提到另外一个线索：当年重庆北醅西南师范学院的吴则虞教授亲自告诉过周老，李慈铭《越缦堂日记》里所见的那个８０回以后完全不同的那个本子，也在四川，他对那个本子非常注意。“他亲自告诉我，他认识藏真本的人的儿子，那人当时做中学教员，而这人脾气古怪，吴教授的判断是，这部书还在这个中学教员手里。”

    周老认为事关重大，希望本报帮助搜寻线索。“不论线索大小粗略详细，都没关系，你要我看一看，然后我来给你下判断。”
   
    “闲篇不闲”与新书

    “闲篇不闲”，其实是周老研红的一个重要特点。对奇闻轶事的提及与兴趣则无意中遵循了考证派红学的内在逻辑。现在有人说红学已出现学术危机，以海外的余英时为代表，周老说：“这种向外找材料的倾向在考证派红学中尤为突出。一旦新材料不复出现，则整个研究工作势必陷于困顿。”

    历史上的红学可粗分为三派：索隐派、阶级斗争派、考证派。后者大致以胡适为开端，鲁迅也有参与，最后周汝昌将此学说推向最为丰满的阶段。考证派认为《红楼梦》是作者的自传，这也是有人说周汝昌将“红学蜕变为曹学”的原因所在。

    搜寻曹雪芹的生命遗留成了考证派红学的重要命题。这里面也包含着文化心理学的重要因素，即搜寻遗迹是我们心灵的内在需要。而周老对曹雪芹的多年考证，几乎就集中在《曹雪芹传》（百花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８月版）里。实物考证对红学意义重大，这一点即使余英时也不能否认。比如，周老认为后四十回是高鹗的恶意制作，其低劣主要并非是文辞的低劣，而是与前面的文字具有完全不同的精神境界，但也有人否定这个观点，认为高鹗基本上继承原意，若没有实证，这个问题似乎将成为永久性疑案。

    余英时认为，红楼梦里面有两个世界：乌托邦的世界（大观园之内）和现实的世界。如果这个说法成立，那么周老多年将大观园“现实化”的考证工作似乎就失去了意义。其实，两种观点都退一步，则都可存立，小说笔法不可能完全写实，但即使想写一个理想世界，其中也必定有现实的影子，不必如此剑拔弩张，完全敌对。而记者发现周老新出的《红楼夺目红》（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０月版）里，有一篇《大观园哪里“理想”》，也许就是针对余说的反驳。

    余英时还认为，以后研红的方向应该是注重对文本的研究。而《红楼夺目红》的出版，“字字紧扣文本”。有人说，“周汝昌什么都研究，就是不研究《红楼梦》”，此书的出版则颠覆了这一说法。周老对文本的注重，也许不是随意的学术转向，也并非受谁的启发和鞭策，而是红学研究的内在逻辑性“逼”出来的。周汝昌已８５岁高龄，竟仍有能力把握和引领红学研究最有生命力的一个方面。

    也许是随着新材料的减少，周老年事渐高，体力精力都不允许他再去翻检、查阅、寻访旧迹，这反而使他从一切烦琐考证中解脱出来，回归文字本身。周老是离曹雪芹最近的人。曹雪芹痴迷，写书用了１０年，周汝昌更痴，研红用了６０年。同是痴人，则有了性情上的相通，文学的研究不仅仅是技术活，更重要的是性灵的参与、灵魂隔世交流的能力。因此，也许没人能比周老更对《红楼梦》的本文敏感了。

    “研红务必先研心”
   
    周汝昌是第一个将红学研究从文学研究上升到文化研究的学者。他写过一本书叫《红楼梦与中华文化》。这个命题令笔者产生疑问：中国文化正统是儒家文化，而曹雪芹似乎是反对它的，因为这些悲剧恰好是它造成的，而挽回这个残局的并不是儒家内部的力量，或者说，当世事让人极度痛苦的时候，书中往往会出现一些道家或者佛教的人物形象，这些似乎是《红楼梦》里的精神出路，曹雪芹到底是否认同中华文化呢？

    “你的这个提问是自然的。我怎么回答呢？第一，他们说曹雪芹反专制，不可能！那时候没有这样一个概念。第二，贾宝玉也并不叛逆，《红楼梦》写的礼法、尊卑、主奴、等级，严格极了，贾赦让宝玉进来，进来以后，两个低辈马上站起来，迎春不动，因为迎春是姐姐。一个宴会谁坐哪个位，主次分明，最注重礼。曹雪芹不是反，是说有‘伪’，说那都是假的，都是一个表面，那个礼都是应酬、巴结、借权势。而真正的礼是人与人的关系：怎么对待人，怎么看自己。贾宝玉说：我不值什么，我怎么都行。彩云说王夫人房里犯贼了，要发现了那可不得了，偷东西的就完了，这时候贾宝玉说，这个东西是我拿的。他处处为人，处处关怀，‘大旨谈情’，说的就是这个情。这怎么说是反呢？怎么说是叛呢？你要是把这个扣解开，你就会恍然大悟，啊，这才是中华文化的真精神。”

    周老话语间充满激情，而他言简意赅所谈及的，完全就是李泽厚“情感本体论”所着重阐发的核心内容。可以断定他没读过这个概念，他也无须别的支援，这全是他以８０余年的生命经验自然感知到的，只是他没有将之假以名目。周老基本不接触现代的文化产品，他家里的书无一例外，全是古书。他说：“我自己是在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的，对英语有很深的造诣，但我不喜欢现代那些受西方影响很大的作品。”

    学者们从事传统文化与红学的研究，大多是一门职业，技术性的参与更多。而周老研红，不但有外在的索引考证，还有其生命本体的亲身实践。他不但是传统文化的研究者，还是它的载体，他身在其中，因此他从研究过程中获得的滋养将比任何人都多，这是他与现在以及以后更多研究者相区别的一个地方。这是其有利的一面。而不利的一面也由此产生，因为身在庐山，不能旁观，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就会沉溺，批判少而包庇多， 而感性对理性判断不时出现的僭越，也是周老研究文章中常有的现象。

    正因如此，周老本身也将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，除了他的红学贡献之外，他身上携带着丰富的历史信息。据说，当他在现代文学馆做演讲的时候，听众是最多的，大量的听者涌入文学馆，这不仅仅是红学的魅力，他们也是为了看一眼周汝昌，如同拜谒一段即将被时光拆除的古城墙。它是这个时代少有的古典标本，可以预设有一天，他也将成为被研究的对象。